责任与问责

“责任”一词，我们用得并不少。随时会听说：“保安有责任检查来访者”、“护士有责任看护病人”、“教师有责任指导学生”、“银行有责任替客户保密”、“列车有责任向乘客通告运行信息”、“国家有责任保护其公民人身不受侵犯”，如此等等。如果竟有人问你“什么是责任？”想必你会一笑置之：难道还值得解释吗？
不过，如果有人问你：“员工准点上班的责任”与“列车正点到站的责任”有区别吗？为什么迟到的员工受到追究，而误点的列车无人追究呢？此责任与彼责任并不相同吗？这时你可能有点糊涂了：难道如此简单的“责任”概念竟然也这么复杂？

现在你得承认，对于“责任”概念的分析，未必很简单。

责任的首要特征是，它一定是一种受约束的行为；自主选择的或随心所欲的行为都不能构成责任。对行为的约束既可能来自某种社会力量，也可能来自人们自身的观念，而观念必定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因此，责任产生于社会，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什么责任。任何社会产物都不会是瞬间出现的，而是形成于某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中。凡是历史地形成的观念，必定有相当的稳定性，甚至已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近于本能的习惯。责任恰恰就是如此。

任何责任都具有两个要素：行为与约束。例如，准点上班是员工的一种责任行为，而员工纪律则是对员工行为的一种约束。对于不同的责任，责任行为与责任约束可能是很不同的。责任行为可能是一次性的（例如到达某地），也可能是连续性的（例如把守着大门）；可以是很简单的（如按时发信号），也可能高度复杂（如培养后代）；可以十分明确（例如在门口站岗），也可能非常模糊（例如对社会施行良好治理）。责任约束可以是先导性的（例如上班员工被预定的任务约束），也可能是后惩性的（例如不履行合同者将受罚）；可以是刚性的（例如准点上班），也可以是弹性的（例如作家必须创作格调高尚的作品）；可以是成文的（如员工守则），也可能是不成文的（如对配偶忠诚）；可以有明确的追责者（如惩罚迟到员工的主管），也可能没有任何问责机制（在失去控制的官僚制度下对官员的追责就是如此）；可能依赖于个人良知的约束（例如父母尽养育子女之责），个人良知也可能完全不起作用（例如为保持健康而约束不良嗜好）。

不同责任之间既然有如此大的差别，就很难笼统地谈论责任，而应当依赖于适当的分类，且挑选那些特别感兴趣的类型加以考察。我相信，下面的分类法颇具解释力且便于应用。

法律责任 顾名思义，法律责任就是由法律明确界定了行为边界与约束机制的责任；或许，称为“法定责任”更为合适。例如，遗弃自己子女的父母（无论离异与否），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因为婚姻法已明确规定，父母有抚育子女的责任，推卸责任者将被起诉，并受到一定的法律制裁。无论从履行责任与有效问责两方面考虑，法定责任都是最明确的责任，因而是最规范化的责任。相对而言，非法定责任既不便于履行，更难以问责，因而就规范性而言只能算较低级形式的责任。因此很自然，一个社会法定责任愈多，非法定责任愈少，社会治理就愈有效。当然不可能将所有的责任都变成法定责任。例如，总不能通过法律规定，每个人对朋友有兑现承诺的责任吧。但将尽可能多的责任变成法定责任，这件事本身，就应成为执政者的最重要的责任！你想必还记得，四人帮在法庭上否定了许多指控，其理由是他们不过是在执行党的既定方针。从法律的角度看，他们的说法并不全错：他们明显地要承担的许多责任，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在法庭上，除了法律以外，法官并无其他依据可用。这不禁让人想，在“前30年”中，究竟制定了多少法律去规范人们的行为？甚至可以说，究竟有多少人想到还需要法律！连最高领导人都干脆说宪法没什么用处，还能要求审判四人帮的法官们有降妖的法宝吗？
纪律责任 1976年河南信阳地区发生特大洪灾。在救灾的关键时刻，当时的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因完全私人的原因不在岗位上，以致耽误了作出重大决策的时间，终于酿成难以挽回的特大灾害。在这件事情上，当事人并无法律责任；那个时代谁会想到为这类事情立法？但不能说，政府机构就没有一个内部条例，规定包括政府首脑在内的公职人员应坚守岗位，至少在紧急情况下能随时到岗。因此，并不能说，当时的负责人没有责任——这就是纪律责任或行政责任。行政责任受行政纪律的约束，在形式上很类似于法律责任受法律的约束。但相比于法律责任，纪律责任要宽松些，规范性稍差，问责的压力也相对小些。

道义责任 即受社会道德准则约束的责任。例如，文革年代的政府负责人，对于文革中的种种恶行，例如迫害与虐待国家主席，并不负有法律责任，因为并没有法律支持他抗拒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他也不能担负纪律责任，因为没有任何一条政府纪律允许他去干预文革“大方向”。况且，那时政府几乎已名存实亡，主要权力已转入中央文革！尽管如此，这位困局中的负责人还是有责任的——这就是道义责任。某一件事情——例如在刘少奇的专案结论中写上“叛徒、内奸、工贼”——即使法律与政纪都未禁止你这样做，难道道德准则允许你做吗？你与刘共事几十年，当然知道刘不是叛徒、内奸、工贼，而在报告中一定要写进去，其行为就构成诬陷了。这岂不有悖道德，能不承担道义责任！

坚持道义责任，就意味着：诸如深文周纳、陷害忠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等等败德行为——无论依据旧道德还是新道德，都没什么两样——都应当坚决摈弃，即使这将给自己带来损害也在所不惜。很多人未必不知道道义的价值，但在权衡利害之后还是选择了顺从权势，违背道义。例如在荒诞的大跃进年代顶不住权势的高压，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你说自己并没有犯法，因此不负法律责任；你也知自己没有违纪，因此不负纪律责任；但弄虚作假就是败德行为，难道你也能说没有道义责任？在道德的法庭上，你能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吗？与纪律责任比较，道义责任的约束更加宽松，规范性更差，除了社会舆论的品评之外，再无问责的力量。
良心责任 让我们展现一个文革中随处可见的场景。现在，一个可怜的受害者就在你的眼前，他四顾无依，惊恐怖竦。打杀之声四起，拳头棍棒正在逼近受害者。但你心知他是一个无辜者，绝不忍心亲手加害于他。对整个事件你没有法律责任。你还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支开了几个狂热分子，对于事态的恶化没有行政责任。有人要你指证受害者的莫须有的罪行，你断然拒绝了，在投其所好与恪守道德之间，你选择了道德，你并无道义责任。尽管如此，你依然未能保护住近在咫尺的受害者，一个不顾一切的狂徒还是冲上来将其杀害了！你惊怖，你怒火中烧，又无可奈何，终于在泰山压顶的恐怖之下保持沉默，不置一言。更甚于此，你还不得不强打精神，在不能不有的随后表态中肯定了凶手的“革命行动”。在这一幕惨剧的终了，你已无法承受良心的重压，终于瘫倒了。对于这一悲惨事件，你负有责任吗？你做了你当时几乎能做的一切，看来你没有任何责任。但是，你依然无法释怀，仍然感到自己负有责任，你为自己不能谴责暴行的畏怯而羞愧难当。

不仅不参与恶行，而且公开伸张正义——这就是有良知者的良心责任。这个责任实在过于沉重，竟然很少有人能承担得起，这使人世间少了许多优美的故事，对于人性的崇高也少了很多期待。

良心责任与道义责任似乎有所重叠，在实践中几至难以区分。但我宁可强调它们的微妙区别，以免忽略了对于良心责任的担当。良心责任的约束已经宽松至极，对它几乎完全失去了问责的理由与可能。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仅寄望于良心责任几乎等同于无责任！

我们已经分别考察过了四种责任：法律责任，纪律责任，道义责任，良心责任。其中法律责任是最基本的，相对较易担当，因而应当成为每个人处世的底线。法网恢恢，且法内法外界线分明，一旦有所失责，在追责中根本无所逃遁。其他几类责任的层次渐次增高（就其所体现的人道价值而言），而担当的难度也渐次加大，责任的规范性则渐次减弱，责任的界线渐次模糊，对责任的约束力与问责的力度都渐次降低。其中，良心责任的层次最高（就其精神价值而言），其担当的难度最大，规范性最差，界线最模糊，约束力与问责力度最小。就对责任的约束力渐次减低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四种责任有渐次弱化的趋势。

四种责任的追责方式很不相同。毫无疑问，法律责任只能在法庭上厘清。除了某些法律上已有明确规定的“渎职罪”之外，纪律责任通常由适当的行政机构或临时性的专门委员会追究。至于道义责任与良心责任，则通常不是任何强制性的问责机制足以明晰责任的。对于公众人物而言，道义上的失责并不能逃避媒体与公众的拷问；即使是良心责任，也难免成为人们说长论短的谈资，更难免成为学界热议的对象。不过，对于道义责任与良心责任的真正认知，主要还是有赖于当事人自身的反思或自省，良心责任尤其如此。

既然不同层次的责任，其问责的方式与手段都不相同，在问责时就应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在已过去的非常年代，如果人们在狂热的争吵与打斗之中，稍稍冷静地思考一下，理清不同责任的关系，难道不会减少一些无谓的纷争，免除一些莫名其妙的牺牲吗？然而不幸！这种理性的复苏并没有出现，大概那时也不可能出现，这就在劫难逃了。

于是，理清责任与问责的层次、类型，就成了当代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应归属于哪一类呢？这可不是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