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为什么一定要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

（一）为什么我们常说很多时候一定要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

1. 切身体验。亲身经历一个负性事件带来的情绪记忆要比看着或听说别人遭受一个同样的事件所感受到的强烈得多，形成的负性条件反射也远远更持久。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感同身受，但心理学实验同样也表明，自己是无法从强度上真正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的，《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p192 举了一个极聪明的实验：

即便两者实际上是一样程度的，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总是比观望别人的痛苦要强烈得多。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别人断了条腿没啥大不了的，我们断了根指甲就要大呼小叫了。这个笑话碰巧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工作方式。英国的神经科学家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将人们配对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实验，每对被试食指上都夹着一个夹子，实验者通过这个夹子往其中一个人的食指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让他施加同样的压力给他的同伴。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公平，尽管他们很努力地试图做到，然而他们总是施加更大的力道给他们的同伴——他们心里认为这正是他们所受到的力道。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效应是我们的神经处理机制的自然副产品。这个实验有助于解释一个我们常常注意到的现象：两个人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结果很快拳头的力道就会越来越重，从打闹变成了真正的打架。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公平地还以颜色，而实际上他们却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眼还牙，结果再弹回来的时候那家伙就想卸你的腿了。（翻译）

1. 别人口中的故事。别人口中的故事也许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难免受到他们自己观念的影响而产生偏见，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客观且全面的描述一个事情极少有人能做到。别人的故事也许只是他们的想法，你自己亲身经历同样的事情也许完全又是另一种想法了。

2. 为什么。别人在告诉你一个道理的时候往往只能告诉你怎么(how)做，而难以说清为什么(why)要这么做，遑论“为什么一定(have to)要这么做”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能说清）。在没有听到逻辑严密、无法辩驳的证据之前，你很难说服自己A选项优于B选项，直到最终自己在某一条路上撞了南墙才肯死心。

3. 世界是复杂的。更何况，很多时候人们根本无法确切地向你保证A选项一定优于B选项：比如，好好学习并不一定会有好的前程；不好好学习也并不一定以后就一塌糊涂。吸烟不一定短命，不吸烟也不一定长寿。坚持到底不一定就胜利（甚至有可能万劫不复），而不坚持到底也不一定就失败（学会放弃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互相影响，用单一因果来解释事件几乎总是不恰当的，唯一能够靠谱地搞清因素X和因素Y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就是通过随机控制实验。

4. 未来是不确定的。人类天生有一种寻求确定性的需要，以及控制周遭的小世界的需求。我们总是希望听到“你只要这样这样，以后就一定能够那样那样”这类令人窝心的话。然而与我们的控制错觉相反，这个世界有太多因素是不确定的，除了自己的因素比较可控之外，外界的机遇因素几乎完全不是能够控制或预测的。我们最多只能做好头脑准备，尽量不错失机遇。也正因此，你几乎永远也听不到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告诉你“你只要…，就一定能够…”，因为成功并不是仅取决于个人因素的。个人因素往往只是成功的一个既非充分又非必要的条件，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无需悲观，因为毫无疑问，改善个人因素的确能够大大增加成功的几率。

5. 别人的道理，自己的事情。我们常常说类似“你说的没错，但是并不适用于我这里的情况”这样的话，自己的事情和别人的事情往往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微小或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不想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很容易自己说服（欺骗）自己说“情况不一样，所以道理不适用”（而实际上到底哪些情况不一样，为什么道理不适用，是不是真的不适用，我们根本就不去深究了）。另外，朋友给出的道理或故事总是跟他当初经历的情境细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记下了朋友的道理和故事，同时也就将这个道理和他当时经历的情境线索给挂钩起来了，于是当类似的情境发生的时候，你的记忆系统就能够根据情境线索提取出朋友当时说给你听的那些道理（《找寻逝去的自我》）；然而，这种记忆提取机制同时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当你经历的情境跟朋友当初经历的情境相似性不足（尽管抽象到本质上可能是一回事）的话，你就不会想起他曾经说的那些道理。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道理是听了一堆，结果自己生活中却不会用的原因。而所谓的能够“活学活用”，就是那些善于抓住知识本质，触类旁通，将道理外推到表面不相似但本质一样的问题领域之中的人，对此《Psychology of Problem Solving》的第11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先让被试（皆为大学生）阅读一段军事材料，这个材料是说一小撮军队如何通过同时从几个不同方向小规模攻击来击溃一个防守严实的军事堡垒的。事实上这个例子的本质是对一个点的同时的弱攻击能够集聚成强大的力量。然后被试被要求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医生想要用X射线杀死一个恶性肿瘤，这个肿瘤只可以通过高强度的X射线杀死，然而那样的话就会伤及周围的良好组织。医生应该怎么办呢？在没有给出先前的军队的例子的被试中只有10%想到答案，这是控制基线。然后，在先前学习了军队例子的被试中，这个比例也仅仅只增加到30%，也就是说只有额外20%的人“自动”地将知识进行了转移（自己就能触类旁通）。最后一组是在提醒之下做的，达到了75%，即比“自动”转移组增加了45%之多（需要别人提醒）。这个例子说明，知识的表象细节会迷惑我们的眼睛，阻碍我们对知识的转移运用，在这个例子中，两个问题领域表面上是不相似的，但本质上是一样的。然而就是因为表面上不相似，而我们的记忆提取又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表象上的线索来提取的，因此这些表面不相似性便阻碍了我们在问题之间进行的类比，阻碍了我们将在一个情境下掌握的道理运用到另一个情境下。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经常使用 Google ，遇到知识性问题第一反应就是上 Google ，或者上 Wikipedia 。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生活问题的时候，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却不是 Google ，而是之前解决生活问题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习惯（比如询问身边的朋友，或者干脆放一边不管）（虽然我曾经总结并告诉自己说“遇到任何知识性问题，第一时间问 Google ”），怎么会这样呢？生活问题难道不也是问题？难道不也应该联想到对待专业问题的方法——Google 之吗？可是我们的记忆系统的特点决定了不是这样的，生活问题就是生活问题，大脑会第一时间将我们之前怎样解决生活问题的方式提取出来，这个优先级要远远高于一个更一般的策略——Google，只有当没有特定策略的时候，大脑才会退而求其次寻求一般性策略。

还有更生动的：有一次在豆瓣上看到某人日记里面提到一个讲座，后面写了一些感想，但讲座的链接没有给出，于是我第一反应就是留言问他要链接，但是实际上呢？只要把讲座的关键字扔到 Google 上就行了。我可是 Google 的重度使用者啊，怎么会忘了这个呢？！

事实上，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般有两个思维步骤：一是根据问题情境线索从记忆系统当中提取以往成功过的方案（沿袭类似情境下用过的可行方法，这个也被称为 mental shortcut），然后评估该方案是否已经能够解决当前问题了，如果能够，就中止记忆搜寻（这个也被称为 satisficing 原则），在刚才提到的日记问题中，留言询问作者是我在成为 Google 重度使用者之前建立起来的、针对这类情境的特定习惯，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习惯（如果一个人详细说到某件事情，他肯定知道个中究竟），而且这个方法的确满足可行原则，因此，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我不假思索地就沿袭了旧习惯，而没有成功地将在另一个问题领域建立的更好的方法推广到这个问题中来。如前面所说的，如果这个日记是不允许留言的，并且我不认识这个作者，我可能就会立即想到去 Google 了。

如何解决这个“知识经验跨情境转移失败”的问题？除了多多反省观察自己之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多抽象其本质也是一个有力的办法，因为前面提到，正是表面不相似性阻碍了知识的迁移运用，我们常说有些人善于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样的人往往就是那些聪明人，因为他们更能够举一反三，将一个地方领悟的道理推广到另一个看上去很不一样的地方。

1. 认知失调与自我辩护。如果我们在听到别人的道理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心理上的倾向，那么即便别人给出一个有一定说服力的理由，根据认知失调理论，我们也会竭力为自己辩护；又由于世界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几乎总是能够找到辩护的借口——“上次报纸上说一个英国老太太每天必吸一支烟，活了一百多岁呢。” （《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2. 失败即成功。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在撞南墙的过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于尚未有人走过的路），并到达成功的彼岸。从信息收集者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成功或失败，失败的事情中揭露出来的信息一点也不比成功事件中的信息少，或许往往还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3. 情绪对照。经历了失败之后，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便会觉得更理直气壮。如果没有经历失败后的糟糕记忆，我们就算理性地认识到目前的做法是更合适的，也很难从情绪上强烈地感受到这么做的“正确感”。

4. 天性。我们有很多根植在大脑中的进化选择出来的天性（《Mean Genes》，《进化心理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别做正常的傻瓜》，《摇摆(Sway)：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Behavioral Economics）。在判断与决策时这些天性的优先级总是最高的。然而，由于这些天性是在远古社会选择适应的，并不适应短短几百年我们才迈入的现代社会，所以我们总是听到内心两个声音吵架。比如我们的天性是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利益（也许这对物质匮乏的远古社会是适应的）。所以即便有时候别人说服我们应该往长远考虑一些，他自己就曾经吃过只看眼前的亏，然而你的内心一个声音仍然在高叫着“管他呢！”。

如果在你没有很多钱的时候，有人告诉你，钱多的人并不更加幸福；钱与幸福感几乎不相关。你会相信吗？就算他拿出非常严谨、权威、科学的心理学研究结果（《撬动幸福》），也许你没法反驳，但你内心仍然还会有另一个声音在高喊：“管他的，还是让我先发了财再来担心这个问题吧”，我们似乎有两个大脑，一个理性区域（很可能定位于进化史上较晚近出现的新皮层（neocortex），这个皮层被认为是高级认知推理能力的所在），和一个原始区域。这两个区域并不总是合作无间的，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两难决策的时候仿佛内心有两个声音在争吵，就是它们在吵架呢——理性的大脑告诉你应该这么做，但是直觉却大喊应该那么做。到底怎么做呢？最终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弄清楚——实验。但如果别人实验了之后告诉你幸福与钱并不想干，你会怎么看？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你的理性大脑是被说服了，但是你的另一个大脑却根本不买帐，它的工作机制是：没钱就用焦虑来驱动你，让你寝食不安，等你挣到钱了，就给你短暂的满足感，之后让你迅速习惯于这点满足感，迫使你把目光投向更多的钱（进一步用焦虑来驱使你去赚更多的钱）。为什么你自己的大脑会跟你过不去呢？为什么它总是不让你开心呢？很简单，如果你总是感到满足的话，就不会去进取，在一个残酷的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你的这种不思进取的基因很快就会被淘汰。经过了漫长的筛选，如今剩下来的基因几乎都是挣钱机器（《Mean Genes》）。

贪婪、嫉妒、短视、投机，这些天性也许在远古社会曾经成功地让我们的祖先占取了生存繁殖优势（并不像某些宗教书籍说的这些是所谓“原罪”，它们只不过是适应于特定社会背景的进化心理机制、判断的与决策的heuristics而已），然而现代社会的情境已经改变，分享、合作、交流、长远、诚实，这些才是在现代社会获得成就的方法，但由于我们的天性还没为这个社会准备好（进化是需要时间的，由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太短，才区区数百年，和漫长的几十万年想必只好比一瞬，进化的齿轮——需要经过一代代繁殖淘汰——根本还没来得及跟上，所以我们仍然在使用着适应远古社会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因此，我们常常需要用理性的声音去说服内心的原始人。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自身。

1. 习惯。我们常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习惯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听到一番很有道理的话，但没过几天，发现自己又变回原来的老样子了。甚至于自己在一次困境中领悟出了一些很重要的道理，决定在下次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不再犯以前犯的错误，然而，当真正遇到下一次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谁说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也许，对付我们强大的习惯的最佳办法是将自己认为正确的（不管是自己经过困难或失败而领悟的，还是看到书上或听到别人说的）写下来，并常常拿出来翻看。事实上，我的经验是，在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进入到理性分析模块，进一步检验和推理那些道理，我们越是对一个道理审视的详细、深入、全面，大脑中留下的印象深刻，从记忆加工的角度来说，这叫深度加工，带来的结果就是该记忆与更多的提取线索相关联，于是便能够在更多的场景下被唤起（而不是被以往的习惯直接覆盖）（《找寻逝去的自我》）。

二）亲身经历了就一定明白吗？

1. 很傻很天真的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是一个太傻太天真的系统——我们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往往就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做法。然而其实撞了南墙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做法不对，可能只是时运不济。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并不代表你的过程就错了。有人勤奋学习却发现中学同学撞大运成暴发户了或者找了个好老公，于是得到悲观结论说学习没啥用。可以想见，如果他因此就改变做法，整天等着机遇降临，同样也可能会一败涂地。同样，结果正确也并不代表方法就一定正确。在金融市场里面这样的情况尤其显著，让大猩猩来选择股票也有运气好的时候（《黑天鹅》），如果大势利好则更是如此。但难道这就代表所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了吗？客观的做法是：看重过程，而不是看重单次的结果——因为再好的过程也可能会偶尔失利，但从长远来统计，好的过程总体上必然导致更好的结果。（《别做正常的傻瓜》第12章：“抓住老鼠的一定是好猫吗—结果偏见”对此有介绍。）

2. 认知偏差。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系统的认知偏见：我们经常对事物作出错误的解释和归因（即便自己是亲历者），有时甚至反而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笑来老师曾经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的教练臂围是43厘米，几乎和常人的大腿一般粗。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练习的诀窍——握哑铃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掌边缘贴到靠体侧的那一个哑铃片上。这样的话，哑铃的另外一端将自然地向外翻转一个很小的角度，臂屈伸的时候恰好可以使肌肉获得最大的曲张刺激。然后他得意而灿烂地笑着说，“多简单啊！”而我却突然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他的成功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简单而神秘的技巧”，因为我认识另外一个健身教练臂围45厘米，我从来没看到那个45厘米臂围的教练用这种方法握哑铃。但他们都成功了。（摘自《心智力量的差异》）

事实上，很多成功者自己的总结都不靠谱，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难以对自己成功的原因进行正确的归因，比如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将失败归因于外界因素，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耐。（心理学把这个称为自我服务偏差）。此外人类的思维有着林林种种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只要没有对人类思维和心理机制的基本了解，都难逃认知偏差的影响。作为一个开始：你也可以从《How we know what isn’t so》开始阅读一些经典的思维谬误，或者阅读元凯宁在 TopLanguage 上发的这篇科普：《关于“不了解的领域”，兼谈 Critical Thinking》

1. 情绪系统。我们之所以强烈地依赖于需要亲身体验一个负性事件来学习，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决策与判断强烈地依赖于情绪系统的输出，如果一个事情“感觉上没错”，我们无论有多好的理由也很难说服自己不去做它，如果一个事情“感觉上不对”，则无论有多好的理由也很难说服自己去做它。这种对情绪系统的强烈依赖使得理性的证据在强烈的情绪面前显得孱弱。事实上，我们的直觉的确有不少时候是很灵的（《Blink》、《Gut Feelings》），但也有不少时候是失灵的（前文已经有例子了），正确的做法不是一概而论地听取直觉的意见或者一概而论地不听取，而是将它当成一个启发式的判断，然后利用自己的理性大脑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客观的、逻辑的检验（Critical Thinking）。我们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驾驭情绪系统的，情绪系统毕竟只是我们的进化工具箱中的决策系统之一，而不是全部。另外始终别忘了情绪系统只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判断决策系统，并且它很多时候是为了适应远古社会而非现代社会的（《Mean Genes》）。

（三）不需要经历也能明白——理性的力量

我们对于事物的思考深度常常是不够的，在浅层次的思考了之后，如果我们的情绪系统或者直觉已经给出了倾向，那么很少有人会继续深入地思考，而开始转向着手行动。这种匆忙的态度往往是失败的起源，在碰壁了之后，我们被动地“让事实告诉了我们”某方案是行不通的，让事实替代我们进行了思考和推理，我们从失败当中获得了信息，知道了为什么之前的方法是不恰当的，这就是一些时候我们认为要亲身经历才能明白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我们都只能“做了之后才发现…”，人类最强大的能力就是社会学习——

普通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聪明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

人类最强大的另一个能力则是归纳和推理——

A few lines of reasoning can change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via)

我们可以仔细地，理性地思考、权衡各个选择的利弊，而不仅仅满足于情绪上的判断。 假设我们面临两个选择，A和B，我们可以结合别人的经历，利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去分别推断A或B选项带来的各种各样可能的利弊，对于其中不确定的因素我们或者可以进一步从别人那里收集更多的信息来使得判断更靠谱，或者可以对风险的上下界进行一些估计，总之，我们尽量去让我们大脑中假想的角色去经历失败——我们通过推理发现某条路行不通，就避免了现实中去碰一鼻子灰。

我们在大脑中走得越远，在现实中就走得越稳。我们在大脑中失败的次数越多，在现实中失败的次数就越少。

直到实在没法在事先知道答案（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任何前人都没有探索过的），才必须亲自探险，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在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而是探索者，创新者，因为我们站在了别人的肩膀上。

（四）尾

事实上，现代社会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能否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往往是这类人能够迅速走在别人的前面，在别人跌倒的地方跳过去。如果我们事必躬亲，那么历史绝对不会进步，我们只会每个人从生下来开始都将别人犯过的错误再犯一遍，将别人趟过的泥潭再趟一遍，阳光底下就真的没有新鲜事了，历史就真的永远重复他自己了。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绝非如此，虽然很多人都会甚至需要自己犯一犯某些错误，但同样也有很多人能够在别人的错误中学习。

这是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人的经验教训，所有人的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以互联网为媒介传播开来，不管我们关注什么主题，总能迅速找到一堆书，论坛，网页，然而能否从中获取知识，避免做别人做过的俯卧撑，就看你有没有一双能够辨识的眼睛，和善于思考的心智（见《如何清晰地思考》），否则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就永远只能是来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