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课的逻辑起点是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望

补课的逻辑起点是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望

很多家长如今都在吐嘈老师的补课，甚至将补课列为引发师生矛盾的罪魁祸首。他们的逻辑是：补课可以，但老师不应该收费。不收费的补课，作为家长热烈欢迎，一旦收费，补课就成了老师向学生索取金钱的幌子，家长、学生与老师因此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并进而尖锐对立。

简要地说，老师与家长的对立关系，不是因为补课而引起，而是因为补课收费引起。

冲突的核心是收费。

家长的希望是，补课好啊，但不能收费。

老师的态度是，补课可以啊，但是要收费。

那么，到底该不该收费？

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先来捋一捋补课的缘起。

补课缘起于什么时候？缘起于高考的恢复。

1977年10月，高考恢复招生，上千万考生为了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立即闻风而动，踊跃报考大中专院校。

这些考生都已经离开了学校，在工厂、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许多人虽然在校时学习成绩出色，但因为已离开学校少则三五年，多则十来年，整天顾着斗机器、斗泥巴，为生计前途奔忙，课本知识差不多已然荒废，亟需集中补习，才能尽快重拾当年学过的知识。鉴于此，广大考生强烈要求开办高考补习班，给他们补课。

其实学校本身是无权开办各类补习班的，只有得到各级政府允许，方能开办。在考生的强烈要求下，各级政府急考生之所急，指示各个高中甚至中学开办高考补习班，组织考生集中进行高考补习。

记忆犹新的是，1977年10月，我正在就读高一的县立高中，一下子涌进了好几百参加补习的高考学生。学校将他们编成了十来个班，安排了最好的老师给他们上课。县立高中隔壁的乡（当时叫公社）中学，也涌进了同样多的往届生来补习，他们同样被编成整班，由学校安排老师给他们上课。

这些补习生来学校补课，学校收取了费用没有？

答案非常明确：收取了。

上课老师学校给予了一定的补助没有？

答案也非常明确：给予了。

当然，收费不高。当年普遍贫穷，这些意欲参加高考的孩子，多数家里穷得叮当响。许多人告诉我，大概是补习一个月，交三块钱的资料费和补习费。多数孩子走通学，早上去学校补课，傍晚回家。少数在校内寄宿，自带被褥，自带米粮，交3元的菜金和1.5元的炭火费，不收住宿费。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当年，也有许多被老师熟知的“学神”、“学霸”。这批考上大学有相当把握的，多数被老师主动通知他们来参加补习。而他们的补习费资料费，往往被学校领导大手一挥，免了。老师与学校关注的不是收多少钱，而是能够通过补习有多少考生能够考上大学的荣耀，以此来提高学校的名望。就如现在，一些高中学校规定，凡是中考考了多少分的考生，只要来本校就读，全额奖学金一样。

因此，若论补课，若论补课收费，从高考恢复的第一刻开始，就存在了。

而且，还是政府的主动作为。

这批参加补习的考生，是不是也会埋怨学校补课收费？

没有埋怨。他们不仅不埋怨，而且对学校和老师一辈子心怀感谢。他们通过补习，重新拾起了已被忘却的知识，相当一部分考生，通过补习考上了各类大中专院校，成了天之骄子。而考上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给自己补习的老师那里去报喜，甚至一辈子执弟子礼，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那些即使通过补习没有考上的考生，也考了个心服口服。虽然花了补习费没考上有点心痛，但参加了高考，也就无怨无悔。倘若因为心痛几个钱而没去补习，没参加高考，他们才会后悔。

自此之后，高考补习就如一日三餐，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

1978年春天一开学，那些77届没有考上的考生，又有许多涌进了各高中学校复习。78届高中毕业生当年要参加高考，同样需要强化复习。这时候的补课，就不仅针对社会考生，同样针对应届毕业生。

因此，这时候的补课形式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提前开学，正月初五即到校报到上课。周日基本不休息，要么组织复习，要么组织考试。各种考试名目繁多，三日一小考，一周一大考，一个月一次高考模拟考试。基本上是以考代补，老师上课，也基本上讲解考试试卷。学费呢？稍稍提高了。我是1979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二文理分班之前，一期的学费在7元左右，到了高二，一期的学费需要12元。这多半是资料费的开支，也有小部分是给老师的补课费、加班费。

而补习生，则根据参加补习人数的多少，或者成建制地组织补习班，或者安插到各个应届生班级参加补习。补习的形式也如应届生一样，基本上安排各种各样的考试来代替复习。我当年就读的应届毕业班，就安插了20多个补习生。有77、78年没有考上的社会考生，也有78年应届毕业没考上的考生。79年高考，我所在的那个文科班，总共7个学生考上了大中专，其中应届生3个，往届生4个。这些来参加补习的考生，所交的学费与应届生比，大致差不多，12元一期吧。也不要再多交住宿费，生活费应届生交多少，往届生就交多少。

为什么恢复了高考，学生的学习就变得紧张了？这是因为，高考在广大考生人生途中架设了一座从底层社会进入到上层社会的桥梁。

在此之前没有高考，也就没有这座桥梁，高中毕业生，你原来是什么身份，毕业之后还是什么身份。是农民还是农民，是城市小市民还是小市民，是工人还是工人。学与不学，一个样。

有了高考这座桥梁，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不管你是哪年毕业的高中生还是初中生（当时并没有强调只有高中毕业才能参加高考），你通过了这座桥梁，你的人生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无论你是农民、工人、小市民的身份，一下子就变成了国家干部的身份。你的工作也由体力劳动变成了脑力劳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了干部，就成了国家管理人员，就进入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通道。

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涌向高考这座桥梁。当时更形象的说法，是“独木桥”，对底层百姓来说，确实是独木桥，是当年底层百姓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唯一通道。所以，当时很多底层老百姓，为了自己的儿女能够通过高考，为了筹钱让儿女年复一年地参加高考补习，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就我所知道的，当年的老百姓为了儿女读书干过的事情有：把家里祖屋卖了，一家人住进小偏屋里；到医院里卖血；把家里的耕牛卖了，种地就用人拉犁；甚至，有人把自己刚生下的孩子让别人抱走，用换来的钱做考学有希望的孩子的学费。

而补习，则成了考大学的必然方式。当年的高考，应届生考上的比例较少，多数还是复习一年两年甚至好几年才考上。以我当年所在的那个高中毕业班为例。当年考上大学的应届生只有3个（我是其中之一，而考上重点大学则是唯一），此后通过复习，陆陆续续又有10多个考上了大中专。考得最好的，是一个同学复习一年后，在1980年考上北京大学。最后一个考上大学的，已经到了1989年，高中毕业整整复习了10年后，在高十二年级那年才考上。

倘若没有补习，他们能够考上大学吗？

而补习，学校肯定是要收补习费的。只是，那时候的补习收费，是各高中学校统一规定收费标准，统一由学校收费，老师在正常上课之外的补习费用，由学校按规定统一发给，老师本身并不直接向学生收取补课费。因为是统一收费，收费标准相对现在来说，低了许多，大致与应届高中毕业生差不多。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还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并不牵涉到金钱。只有个别老师，应学生家长之请，让学生跟在老师家里食宿，由老师私下里督促与辅导，家长出自对老师的感谢，给老师派一个红包，年节期间给老师送点礼物。然而这种关系，只能证明学生与老师关系的亲近，更不能证明老师与学生的对立关系。

只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教育行政部门以推行素质教育为由，一纸公文下来，命令各公立高中不得再举办高考补习班，不得再让复习生插入各应届毕业班复习，才让私立高考复习学校出现。

再后来，由于各类补习学校为了开辟更多的生源，强化宣传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上的概念，才让各种各样的补习从小学时代就开始了。又因为素质教育的僵化规定，所有学校不得加重学生学业负担，所有小学必须在下午四点半之前让学生离开校园，才让学生家长为了孩子的前途计，千方百计在私下里让孩子进各类补习班。而一些老师，因为家长的请求，又因为本着为孩子负责的态度，在私下里带学生，并且直接从学生家长那里收费，让纯粹的师生关系，渗进了金钱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推断深层的原因，老师与学生关系的对立，并不是收费引起的，而是教育部门的规定与学生考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对立引起的。

一方面是学生考上大学成才成家的强烈愿望，一方面是教育部门为推行素质教育而设立的补课禁区，造成了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供需矛盾的越来越不可调和，也造成了私立补习学校、老师私下带学生的泛滥。造成了学生补习成本的大幅度提高。